数字经济发展历程

自1994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起算，近30年来，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2003年
以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
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以信息内容服务为主要特征，以新闻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迅速涌现并发展壮大。“数字福建”启动实施，区域信息化进入顶层设计发展阶段；金关、金卡、金桥等政府信息化建设正式启动，政府办公进入信息化支撑的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2003-2013年
以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为标志
这一时期，以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带动新产业新模式大量涌现，互联网开始向以商贸为代表的多个领域扩展应用，社交网络开始出现。金盾、金审、金税等“十二金”工程启动建设，政务信息化进入业务信息化支撑阶段。
第三阶段：2013-2019年
以“数字中国”建设和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实施为标志
中国信息化发展进入以“数字中国”为顶层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广泛融合的发展阶段。数据资源重要性提升，大量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政府进入了以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为代表的大平台、大系统阶段；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兴起。
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首次将“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重要议题，敏锐把握了数字化带来的历史性机遇，为世界经济摆脱低迷、重焕生机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方案，受到各方积极响应、支持。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进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同年，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建设“数字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新兴产业。自此，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第四阶段：2019年至今
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为标志
数字经济进入以数据要素为引擎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数字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数据要素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带动和提升作用不断增强，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不断凸显。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和跨界融合的生态加速形成，企业和社会组织形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信息化开始向数字政府整体转型演进。数字化生产关系快速重构，数字技术与医疗、教育、制造业等各行业深度融合按下“快进键”，以要素共融、资源共享、价值共创为核心的应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数据的赋能效应叠加技术的乘数效应，加速产业要素裂变、融合、迭代，从而引爆数字经济一个又一个新的增长点。

数字经济与城市发展

自上而下统筹全盘
1、机构改革过半
在333个地级行政区和4个直辖市中，有198座城市（含直辖市、地级市、自治州、地区、盟）成立了数字经济管理机构，占比过半。整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北京、成都、南京等城市成立的大数据管理局或数字经济局，一类是深圳、广州等城市成立的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一类是福州、嘉兴等城市成立的大数据发展管理委员会或政务服务和数据资源管理办公室。这三类管理机构或者独立新设,或者挂靠在工信等部门。从职责分工来看，这些管理机构目前多承担数据资源体系构建，以及数据基础设施、数字政务等相关工作，各城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仍主要由工信部门负责。
未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发展需求的体制机制、机构改革将会更加深入、彻底，城市数字经济管理机构的职责将会进一步明确，肩负重任，统筹城市整体数字经济发展进程。
2、发布规划文件的城市近半
从城市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出台情况来看，在333个地级行政区和4个直辖市中，有154个城市（含直辖市、地级市、自治州、地区、盟）发布了数字经济规划或相应的实施意见，占比近半。GDP排名前50名的城市中仅有8个城市未发布数字经济相关规划文件，发布比例超八成，剩余城市则逾六成尚未出台数字经济相关规划。从发布时间来看，2020年前出台数字经济顶层设计的城市有51个，2020年后出台的有103个，两个五年规划的过渡阶段成为各地数字经济谋篇布局的关键节点。
如今，“十四五”数字赛道开启，越来越多的城市严谨分析、审慎判断，描绘自己下一个五年的数字蓝图。

“智”理加码快跑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场大考，也是数字化治理的一场“实战”，以此为契机，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按下快车键。2020年，中国互联网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8.43亿，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实名用户量达8.09。更多政务服务事项从“线下跑”转向“网上办”，各地网上政务服务能力和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全年“防疫健康码”累计申领近9亿人，使用次数超过400亿人次，为城市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疫情期间，上海依托市物业服务与监管信息平台，采集全市1.3万个住宅小区的地、楼、房信息，以及物业管理、信访投诉等多维度数据，通过短信平台和移动端APP平台，与全市物业管理和服务人员建立信息对接，实现防疫的精准指导和动态监管。
数字空间新协同
数字经济时代，区域的协同发展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正逐渐跨越地理条件限制，城市之间的交互距离在不断缩短。目前，全国有19个城市群，10个2000万人以上的大都市圈。14个1000万-2000万人大都市圈，随着区域协同的地理空间不断扩大，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从城市群发展来看，目前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城市群，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数字经济也成为城市群内部互联互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例如，在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已实现医保“一卡通”，10个有轨道交通的城市实现“一码通行”，116项政务服务事项可以跨省通办，身份证、驾驶证等30类电子证照实现互认应用，数字惠民一体化成效逐渐显现。从都市圈发展来看，数字经济加深了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的联动，加强了信息的交互，以及科技资源、市场空间的共享，中心城市对周边的带动、辐射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区域协同度大为提高。

产业布局空间收窄
当前，基于资源禀赋，抢占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率先树立产业名片，再围绕名片打造市场和生态，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站位与高度，从而获得政策支持、资源导入，实现跨越发展，成为诸多城市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路径。贵阳市在2016年率先抢占大数据发展先机，就是打造产业名片、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典型体现。现阶段，诸多城市已经打造出自己亮眼的优势产业名片，例如南京的集成电路、合肥的新型显示、无锡的物联网、南昌的虚拟现实等，城市产业布局空间在逐渐收窄。未来，区块链、北斗导航、量子通信等尚有较多机会的赛道，将成为发展热点，后发城市可根据自身发展基础，审慎选择、合理布局，努力形成比较优势，把握先机，实现突破。

综合分析

城市线级
北上广深杭5城居数字经济一线，新一线13城驶入快车道
综合考虑各城市GDP水平及数字经济指数值情况，赛迪顾问将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划分为四大线级。整体来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进入一个新的梯队，向上跨越的难度也会随之增大，百强城市六成集中于数字经济三线，仍需稳步提升。北上深广杭五大城市位居数字经济一线，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成都、南京、天津、苏州、重庆等13个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均属于GDP万亿俱乐部成员，数字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追赶势头强劲，但跃升难度巨大；数字经济二线城市发展成效显现，能否找到突破点并取得发展实效，成为跃升的关键。
产业发展
“两化”相较，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亟待提升
将数字经济百强城市的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可以分为均衡型、数字牵引型、融合提升型、潜力型四大类型。其中北京、上海、深圳等22个城市属于均衡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水平都高于全国均值，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最为充分；青岛、贵阳、东莞等8个城市属于数字牵引型，数字产业化优势显著，数字经济发展动能强劲，未来可期；泉州、佛山、温州等8个城市属于融合提升型，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推进较快。整体来看，在百强城市中，仅有15个城市的数字产业化发展水平高于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先导力量，决定了产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技术、产品、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水平，需要给予更多的投入和关注。

1、线级：数字经济新一线以上城市产业均衡发展，二三线城市产业潜力尚待释放
从城市线级来看，在数字经济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中，除青岛外都属于均衡型，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平衡；数字经济二三线城市则多为潜力型，尤其三线城市中潜力城市达53个，且多集中于潜力型象限左上方，表明目前三线城市多依赖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产业化尚未找到突破口，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聚集能力较为薄弱，产业发展潜力仍需挖掘、发展方向仍需规划。
2、区域：中部城市数字经济产业崛起，西部城市依托数字产业化弯道超车
从区域分布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仍最为充分，均衡型城市数量最多；但中部地区中均衡型城市占比最高，达到23.8%，武汉、长沙、合肥等中部城市呈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齐头并进的发展势头；西部地区入围的百强城市中近半数为均衡型和数字牵引型，成都、重庆、西安产业实力日渐增强，贵阳等数字牵引型城市依托特色产业集中发力，成效显著。
区域分布
当前，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3+2+N”的地缘结构已初步确立，整体呈现3大核心区引领、2带并进提升、西部多点开花的新格局。
1、高质量领军，三大核心城市群各领风骚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聚集了5个数字经济一线城市、5个数字经济新一线城市、9个数字经济二线城市，代表了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最高水平。京津冀数字服务业领跑全国；长三角数字经济规模效应凸显，数字要素驱动业及数字产品制造业全国领先；粤港澳大湾区依托世界级制造业集群和贸易优势，着力打造世界级“数字湾区”。
2、强省会突围，中部数字经济崛起带渐成
中部数字经济崛起带贯穿六个中部省份。其中，武汉、长沙、合肥、郑州均跻身数字经济新一线，太原、南昌位居数字经济二线，六个省会汇聚数字经济优势资源，引领全域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中部地区数字经济日渐崛起。整体来看，中部地区正积极融入东部沿海数字经济产业分工体系，中国数字经济正从沿海向广袤内陆腹地辐射发展。
3、多点开花，成渝引领西部跨越发展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呈“多点开花”发展格局。其中，成渝双城经济圈已成为西部地区数字经济重要增长极，在新一轮产业转移过程中围绕数字服务业、高端产业数字化形成了独特发展优势。此外，贵阳、西安、呼和浩特等城市，聚力培育壮大数字经济特色产业，努力实现跨越发展。
省（区、市）分布
从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在各省（区、市）的数量来看，江苏、山东、广东位居前三，从占比来看，江苏、山东、浙江位居前三。其中江苏省成为除直辖市外唯一全部城市入围的省份，且数字经济二线及以上水平城市数量最多，全省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最为均衡。山东省入围的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共13个，在数量上与江苏省并列第一，未来应加大对省内领先城市的扶持，助力领先城市实现跨越发展。

“超车”城市
整体来看，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GDP水平呈正相关，各线级城市GDP平均值呈现阶梯下降态势。赛迪顾问选取了GDP排名与DEDI排名差值最大的十个城市，多数城市为省会（首府）城市或位于中西部地区。海口、银川、呼和浩特、兰州等省会（首府）城市集聚了全省（区）最为优越的政策、人才、资金等条件，具备发展首位度优势；中西部地区城市往往GDP水平较低，部分城市恰恰利用数字经济能够跨越地理限制的特征，扬长避短，找准优势领域集中发力。如绵阳作为全国知名“科技城”，打造“更先进的生产力”亮眼招牌，力创成渝双城经济圈创新高地；吉安聚焦电子信息首位产业扩量提质，抢占省内京九电子信息产业带首要地位。

城市群发展

整体概况
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拓展区域发展新空间，中国近年来强化了产业集群发展与经济新增长极建设，涌现出一批极具数字经济活力的城市群。赛迪顾问发现，在各城市群所辖城市中，有73个位于百强城市之列，其中包含了全部的一线城市、绝大部分新一线城市以及半数二线城市。整体来看，通过城市群内的分工协同，数字经济产业集聚与资源优化配置水平显著提升增强，城市群已成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中坚力量。
分类解读
结合城市群内数字经济百强城市入围比例与百强城市指数均值，可以将城市群分为I、II、III、IV四类。在四类城市群中，I类代表百强城市入围比例高且各城市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高，II类代表百强城市入围比例低但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高，III类代表百强城市入围比例高但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低，IV类代表百强城市入围比例及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均较低。
1、Ⅰ类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百强城市入围比例及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双高”城市群。该类城市群核心城市带动效应强，城市群整体数字经济发达，是目前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核心区。
（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以深圳、广州为核心，珠三角九市中有8个入围百强，且平均水平全国最高。作为最年轻的国家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分工专业化程度首屈一指，香港是金融中心、深圳是科创中心、广州是商贸中心、澳门是休闲中心，佛山、东莞是制造中心，产业链条完备且互补性极强，数字经济增长潜能势不可挡。而今，数字基础设施“硬联通”正在加速湾区发展“软联通”，湾区“1小时生活圈”基本落成，粤港澳大湾区正逐渐“浓缩”成一个数字化国际大都市。
（2）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以上海、杭州为核心，全覆盖上海、浙江、江苏、安徽一市三省共41城，其中百强城市26个，城市群内占比达六成，数字经济百强榜独揽1/4席位，堪称中国规模最大的数字经济综合体，在国家整体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贡献卓越、举足轻重。相比粤港澳大湾区超强的互补性和发展潜力，长三角的容量以及强大的产业基础成为其突出的优势。扩容后的长三角“飞地”众多，发展空间巨大，如何解决产业同质化问题、消除行政壁垒困扰，打造数字经济协同发展新生态，是长三角在数字经济时代持续领跑的关键所在。
（3）京津冀城市群
以北京为核心，共有9个城市入围，占其全部城市的64.3%。自北京定位重塑，非首都功能及经济资源大量疏解至雄安等地，城市群内部协同更加紧密，调整期整体经济发展略有放缓。但相比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坐拥数据要素天然优势，在数据中心建设、数据存储处理、数据内容开发、数据加工挖掘等方面均略胜一筹，同时具备领先的数字经济生态、集聚顶尖创新资源，保持数字经济时代“先行者” 仍充满希望。
2、Ⅱ类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
城市群内百强城市入围比例低，但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高。该类城市群均有区域性数字经济发达的核心城市，例如成渝城市群的成都、重庆，关中平原城市群的西安，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武汉、长沙。这些核心城市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好，拥有了比较完备的数字核心产业体系，但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协同作用尚待显现，城市群内也尚未形成数字产业分工体系，需要核心城市在壮大自身能级的同时，激发全域数字经济发展活力。
3、Ⅲ类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
城市群内百强城市入围比例高，但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低。该类城市群入围城市大多位于百强城市后半段，整体数字经济发展有待加强。在相似的要素资源发展条件下，各城市应查找自身比较优势，寻找适宜的数字经济突破路径，因地制宜培育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新动能。
4、IV类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兰州—西宁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
百强城市入围比例及数字经济平均发展水平“双低”城市群。该类城市群尚无明晰的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建议从产业数字化入手，基于优势传统产业基础，开放数字经济市场空间，吸引数字经济资源进入，同时注意产业分工、产业转移等城市群内外部的协同发展。
“头雁效应”
将每个城市群中指数值最高的城市作为“头雁城市”。其代表了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是城市群数字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
整体来看，“头雁城市”数字经济水平与城市群数字经济平均水平呈正相关性。在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与雁阵式产业转移升级过程中，“头雁城市”通过自身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产业优先集聚，带动周边城市参与产业链上下游分工，对城市群整体数字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显著，我们称之为“头雁效应”。目前，东部地区三大城市群的“头雁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带动能力强，“头雁效应”显著；其他城市群亟待加强。

（本文节选自《2021中国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白皮书》）